汉世祖 第886节
其他的赵普不管，也不愿多想，只要刘皇帝这里不变卦就行，否则他赵老相公的处境就尴尬了。
“新税制，就没有其他问题？”沉吟了下，刘皇帝又突然问道。
没有问题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赵普沉默了下，方才道：“反应最为强烈的，大概还是田亩只论多少，不分贫富了。
郑州汇报中，着重提到，对于贫田、富田同等纳税，许多农户，都有怨言，毕竟不同的田土，产出不同，却缴相同的税，自然心绪难平。拥沃土者欣喜，据贫田者不服。”
“这是可以想见的事情啊！不患寡而患不均啊！这些小民能看的，大抵也就是这些，即便税赋比起往年已经有了极大的减轻！”刘皇帝感慨了一句，还是忍不住询问道：“真不能按土地贫富分等纳税？”
在大汉的新税制中，土地作为核心纳税依据，得到了充分体现，而最为核心的一条，便是按照田土数量分等。
在此前的商讨中，也有不少人提出，除了数量，土地的贫富状况，也当作为计税标准之一。毕竟，大汉谷物的亩产在各地差距还是很大的，贫田亩产不过一石，富田有的则能达到三石之多，因此，若为公平计，针对土地质量进行计划标准的划分，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不过，在这方面，赵普坚决地反对。理由同样很明确，那便是土地的肥沃与贫瘠，并不是那么容易区分了，若以此参考，改革的工作量与难度将大大增加，并不利于推行。
何况，仅仅是清丈田亩数量，都是困难重重，若再加上土地质量，其中的麻烦便让人望而却步。在赵普看来，政策除了要考虑其公平，还要考虑其可行性。
若是搞得太复杂，也给了官僚地主们上下其手的机会，给他们更多操作空间。赵普甚至给刘皇帝举了个例子，以田亩数量分级纳税，地主们或许只是想方设法隐匿土地数量，但若加个土地贫富，那么把富田计作贫田，用以逃税，便是可以预料的，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，是很难查验的。
而对于一般农民而言，若是不法官吏，将瘠田计做富田，则成为变相加税。虽然只是赵普提出了一些假设，但刘皇帝也清楚，一旦施行，便很可能成真。
没有什么绝对公平，能做到相对公平，就已经很难得了。
此时，当刘皇帝再度问起，赵普的态度依旧坚定：“老臣还是那句话，不甚可行！”
看着板起脸的赵普，刘皇帝笑了笑，摆手道：“那就不提此议了！”
“就目前看来，原武县的税改，算是基本成功了，可以就其经验，加以总结推广了吗？”刘皇帝盯着赵普问道。
“眼下，朝廷收到了只是道州的汇报，具体情况，还需等专使深入调查了解，收集情况，继续讨论完善后，再行扩大推广！”赵普有些保守地说道。
对此，刘皇帝想了想，还是点点头：“你的考虑是正确的！朕还是有些心急了，此事既然急不得，还是按照你的想法推进吧！”
“多谢陛下信任！”赵普立刻表示道。
“朕知道，税改推进到如今的地步，最大的问题，还在土地的清理上，在这方面，如需帮助，朕可以让皇城、武德二司加以配合！”刘皇帝又提到一点。
对此，赵普老眉稍微皱了下，方才含糊着拒绝：“陛下，老臣认为，以有司目前的能力，局面还是在掌控中的！”
“呵呵……”刘皇帝笑了笑，也不再多提了。
第328章 改革深入
京畿道的纷争，随着宰相赵匡义亲临颍昌城，一番调解之后，两使之争，终于落下帷幕。在京畿道司衙大堂上，赵匡义代表朝廷发表一番慷慨陈词，亲自向京畿官僚们传达朝廷的意志，阐述税改的意义，并表明朝廷坚定的决心。
经过赵匡义这一番讲话，京畿官场围绕着税改而发生了一系列明争暗斗，也被强行划上一个休止符，接下来的工作重心，一切都改围绕着新税制的施行而展开，赵匡义表达得很明确。
对于此前掀起政争的潘李二人，赵匡义是各打五十大板，代表朝廷训斥了一番，但在讲话结束之时，布政使潘佑的嘴角是挂着明显笑意的，让一些人更觉面目可憎，不过，潘佑自然不会在意的，在这场纷争中，他显然是胜利者。
至于赵匡义言语中的偏向，以及一些隐晦的警告，潘佑就更不在乎了，本就不是一个政治派别的，也压根儿尿不到一个壶里去。
赵匡义虽然擅权谋，但文人习性很重，喜欢也是那种儒雅贤臣。而潘佑虽是文臣，但毫无文人风骨，心性情孤僻，再加上那张丑陋的面孔，都是赵匡义不喜的。
不过，赵匡义的好恶，对于潘佑而言，根本无关痛痒，你虽是勋贵之后，宰臣之尊，高居政事堂，但对潘某人还没有多少节制力。
赵匡义颍昌一行，最大的作用，便是让京畿道上层的改革思想达成了短暂统一，不论心思如何各异，但面子功夫是做足了的。并且，给他们划了一条红线，那就是影响改革进程的斗争，朝廷是不允许了，谁触犯，朝廷便发落谁。
当然，表面上呈现的东西，真假难辨。而在私下里，赵匡义把李守元叫上，好生警告了一番。赵李两家的关系摆在那里，对李守元，赵匡义也没有丝毫客气，而是直言其事。
你在京畿道搞的那些小动作，耍的那些小聪明，朝廷的衮衮诸公是心知肚明，只因为行事没有过于出格的地方，方才没有施重手惩治。
但是，倘若不知收敛，一意孤行，那朝廷也绝不姑息。在税制改革之事上，朝廷论迹不论心，只要对改革造成了实质的阻碍，那就是罪过。
因此，继续与潘佑在京畿道对抗，绝没有好下场，也不值得。赵匡义一番严厉的训斥，有如一盆冷水浇在李守元头上，也把他心中暗藏的一点冀望彻底击碎了，失落之余，还不得不诚恳认错，表示受教。
说到底，潘佑与李守元之间，最根本的矛盾，还是权力之争。毕竟，李守元曾经一度以京畿道下一任主官自居。而选择把税改作为政争的武器，在上边大做文章，甚至有激化矛盾的嫌疑，这自然难为上面容忍。
至于税改对既有食利阶层带来的冲击，自然是有的，但对于赵、李这样的勋贵家族而言，并没有想象中的大。毕竟，如今大汉的勋贵们，利益来源众多，土地产出固然重要，但还有诸多其他产业作为补充。
朝廷进行税改，不过加点税罢了，又不是剥夺土地所有权，不触及根本，那就有妥协的余地。更何况，大部分的勋贵，都有一定自有的“免税”额度，这是朝廷的恩赏，并没有剥夺，即便有损失，也是超额的土地，这些本身就是额外利益。
因此，大汉税改，反应最激烈的，绝不是这些上层权贵，而是那些中下层地主阶层，他们才是朝廷主要针对对象，而新税制的分配平衡作用，也是针对这些人的。
当然，即便是上层权贵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清晰的头脑，对税改有准确的认识。损害他们的利益，就有如割他们的肉，做出些愚蠢糊涂的举动，也不会让人意外。但至少像赵、李这样的公侯家族，显然不会像一般人那般，汲汲于那地土地利益。
经过一番彻谈，赵匡义给了李守元两个选择，一是收起所有小心思，留在京畿道，积极配合潘佑施政，完成朝廷交待的税改任。第二就简单了，调离京畿道，到其他地方任职。当然，还有第三条路，那就是继续当前的做法，结果就不是李守元所能承受的了。
而李守元没有多少犹豫，很从心地选择了第一条路。毕竟，第二、第三条，损失实在太大了。至于第一条，则在心理上需要克服一道难关，因为那无异于向潘佑那厮缴械认输，那对李守元个人的威望是会有一定打击的。
不过，大丈夫当知进退，能屈能伸，对于李守元这样的勋贵精英而言，做这样的选择，也不算困难。再加上，总不能把赵匡义也给得罪了吧，这可是如今他们这个政治团体中的核心人物了。
而对其决定，赵匡义还是比较满意的，若是此人冥顽不灵，他一时还真拿他没什么太有效的办法。另外则是，京畿道这可是要地，还是需要自己人的。
最后，赵匡义还是向李守元透露了一些玄机，让他们眼光放长远一些，要往前看。甚至直言，潘佑这个布政使，就是一把刀，用来破除改革阻碍的，在税改完成之前，谁触其锋芒，都只有头破血流一个结果。
而一旦等税改结束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必然不会久居其任，到时候，机会自然就来了，实无必要在这种上下瞩目的敏感时候与他纠缠。
有赵匡义这番教诲，李守元这才放下心来。甚至于，服软服得很彻底，亲自去找潘佑，违心地向其道歉，并且在赵匡义讲话后，当中表态，将坚定信念、矢志不移地推行新制，不负朝廷所托，谁若敢在改革之事上不尽力甚至阳奉阴违，那就是与他李副使为敌……这立场变化之灵活，实在让人叹为观止。
而经过赵匡义颍昌一行，京畿道的税改工作有了突破性发展，进程大大加快，毕竟道司上层最大的一股势力代表，采取了暂避锋芒的妥协选择。
在这个背景下，开宝二十四年的秋冬季节，整个京畿道各级官府，在潘佑大令下进行了一次总动员，上上下下都投入到新制的学习教育，以及核心的土地清丈工作中。
在今年秋忙结束，在保证旧税收取工作平稳的同时，道司抽取了大量人手，投入到辖下土地的清丈之中，自北而南，一道道“捷报”不断传到颍昌。
而这一次的土地清查结果，可比前次中秋节前的统一，要完整得多，毕竟，有了更充裕的时间，也有了更大的压力。
而这份结果，也让潘佑再度认识到了，他手下这些官僚们糊弄上级的能力。要知道，新上报的土地籍册，汇总的后的数量，比之中秋节前那一次，是倍增……
到开宝二十四年冬末之时，京畿道下辖诸州田亩的清丈，已大部完成。但留下的尾巴，对潘佑而言，仍是一块硬骨头。
那边是，治下那些权贵们的土地情况，在此前的工作中，一直都不是重点，在道司的默许下，各级官吏也都有意识地避开，采取先易后难的对策。
但是，当中小地主所拥田亩入册完成后，潘佑也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那些权贵之家，这道难关，是不能不闯的。
当潘佑正式下达对权贵土地进行清丈之后，也意味着京畿道税制改革进入更深的层次。
第329章 阳翟大地主
阳翟地处许州西北，西、北方向与洛阳、郑州、汝州三州府接壤，山川相连，背靠伏牛山余脉，又有颍水过境，地理气候条件良好，是中原地区的繁荣地带。
而阳翟县，也是许州治下最为富庶的县邑之一，经济上几与道州治所的颍昌相当。在颍水的长期冲刷下，阳翟中南部形成了一大片的冲积平原，地况良好，光照雨水充足，对农牧生产十分友好，而全县耕地面积占辖境超过三成之多，京畿道已经清丈出的耕地，便达70万亩。
但由于人口众多，阳翟县的人均耕地不足十亩，若以丁男计，也只二十余亩。阳翟县的土地，自然不可能只有这么多，作为许州下属辖地最广的县治，哪怕只粗略估算，其谷物播种耕地至少超过百万亩。
官府的清丈工作，完成了七成，剩下的土地，毫无疑问，都掌握在那些拥有特殊地位的人手中。而随着潘佑深入清查土地的大令降下，作为司衙眼皮子底下的州县，阳翟县自然紧跟着动作起来。
不过，这项工作实在是不好开展，比起那些中下地主，或者身份一般之家，占据着这剩下三成土地的人，没有任何一家平民百姓，不是功臣，就是权贵。
平日里或许不那么显眼，但稍一统计，便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，小小的阳翟县，竟然有二十多名侯伯在此置办有土地、庄园，少者数十顷，多者上百顷。
这些人，毫无疑问，身世背景强大，上述两三代，都有拿得出手的功劳成绩，为大汉负过伤、流过血。
其中拥有最多土地，便是马邑侯党进，他家在阳翟，虽然未经准确测量，但据传他家在阳翟便有近三百顷土地，就是阳翟县第一大地主。
和许多勋贵一样，党进家族也在全国各地置办土地，而大部分人，除了家乡之外，是扎推地往中原地区聚集。
党家最初在阳翟只有一千多亩地，而其中仅有少部分是属于朝廷赏赐，剩下的，或购买、或开荒，当然也避免不了一些灰色手段，三十多年下来，土地数量翻了30倍。
这么多的土地，自然要擅加经营，最大的难处，就是耕作劳力。不过，这一点，对党家而言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从家乡召集乡亲，又有不少旧部、扈从，再加上一些失地的农民主动依附，实在忙不过来，还可以雇佣长短工帮忙，甚至于，党家还从安南、日本、朝鲜、南洋各地购买了上百名农奴，用来劳作生产。
关于购买农奴这一点，严格得来说，是有些违规的，对于境外人口的输入，朝廷始终是没有放开的，甚至有所限制。只是为了耕作朝廷直接辖有的大量官田、职权，而采取用海外农奴的办法，但也下过专门的禁令，海外农奴，只允许在官营的土地、矿山中使用。
但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对于大部分人而言，只要有利可图，自然是想方设法地要突破束缚。用海外农奴，成本实在低廉，基本只需给一口饭吃就够了，而用大汉百姓，且不提雇佣成本，在当前大汉的政治环境下，不敢过于剥削也是关键。
一般人，当然是用不到农奴的，但对党进这样有地位、有渠道的人而言，买个几百名农奴，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至于违规的问题，又不是他党家一家，正常情况下，只要不出大问题，朝廷也不会揪着不放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大汉这些年，也着实输入了不少海外人口，基本都是壮劳力以及年轻女人，这些人分布于官府及权贵们经营的土地矿山里，拿着最微薄、最不人道的待遇，干着最苦、最累、最危险的活计。在大汉的土地、矿山、道路、桥梁下，也埋葬着数不清的尸骨。
在阳光下的阴影处，在大汉这样繁荣昌盛的文明世界，人口买卖却在大行其道，说来也有些讽刺。其中，最受欢迎的，毫无疑问是朝鲜人与日本人，勤快、卖力、服从，比起那些不开化的南蛮子，要好使得多。而由汉朝、汉日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，对于境内的两国劳力，名义上都是“雇佣”性质，真正毫无地位，完全被当作奴隶使用的，还得是那些南洋土著。
对于这些情况，刘皇帝当然不会毫无察觉，但并没有上纲上线，在与海外的频繁交流中，这道口子已经打开了，想收却是没那么容易的，只能从政策层面，做一点微不足道的限制。
另一方面，刘皇帝则存在一种朴素的想法，与其让这些拼命地压榨剥削大汉百姓，干出些天怒人怨的事来，不如将他们剥削的欲望转嫁给诸国异邦，这也是刘皇帝推动海外拓殖的内在动力之一。
如此，近三百顷的土地，得到了充分的开发生产，甚至游刃有余，每年都为党家提供大量的钱粮，供给其贵族生活。而其中，人身依附这一点，体现得格外明显，而阳翟也成为了党家重点经营的地盘。
而党进在卸下军职归养之后，也没有选择回故乡马邑，就把阳翟当作养老的地方，马邑哪里能和中原繁庶之地相比。
当初，因为横行不法，被潘佑树立典型，借人头立威处置的那名党家从侄，就是负责经营党家土地的主要管理人之一。
对阳翟县而言，要清丈剩余土地，是避免不了和党氏为首的这些勋贵们打交道的，而要完成任务，困难是可以想象的，党家则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。
毕竟，党侯可不是常人。党进在大汉朝廷有两大名声，一则目不识丁，二则性情乖张。但同样的，党进也有着寻常人没有的智慧，虽然做人做事并不干净，但从来不过分，也知进退。
另一方面，本身就是一代功侯了，背后又有荣国公这样一大靠山，在刘皇帝面前也能说上话。曾经不只发生过一次，党进有些荒唐出格的言行举动，传到刘皇帝耳中，刘皇帝的评价往往只是这样一句话：党进就是这样的人，不必在意。
关于其在阳翟拥有的大片土地，当年在嘉庆节宴上，刘皇帝还和他开了个玩笑，说他田宅经营得不错，若有机会也要到他庄上见识一番……
如此能够通天的老贵，又岂是地方官府能够轻易拿捏的，念之即头疼。但是司衙的政令，又不敢不做，否则党侯只是威慑，道司可是有生杀大权的。
而可以想见的是，阳翟县的工作，从一开始便在党家这里遇到了麻烦。县衙的职位吏们上门，根本不见，至于清查任务，也没有配合的意思，被管事引到田亩间，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指着一大片正在养肥的土地说，这些都是荒地……
至于知县亲自登门拜访，也是连党家庄园的门都进不了，党进直接让人传话，他人老了，正在养病，有事，等他病好了或者病死了再说，这就是一个混不吝，什么话张口就来，在面对地位比他低的人，尤其没有忌惮。
知县无法，把潘佑抬出来，拿道司的政令说事，党进的回答也简单，说他党家的土地都是皇帝的恩赏，有多少土地，陛下最清楚，让他们问陛下去……
对于这样的答复，知县冷汗都出来了，这党侯实在太大胆了，什么话都敢往外蹦。阳翟县自是不敢轻易放弃，不依不饶之下，党进却是彻底恼了，干脆明言，你一个小小的阳翟县，没资格查他家的土地，让潘佑亲自来。
这让知县心态爆炸的同时，也大松一口气，回衙之后，便迫不及待地向许州及京畿道司汇报，恨不能把这麻烦彻底抛出去。党进这头恶虎，他一个小小的阳翟县，身子骨弱，确实不好碰。
而得知党进之骄横，潘佑自然大怒。当然，也觉机会来了，他正愁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呢，党进正好送上门来，功臣元勋又如何，战功赫赫又如何，潘佑可不怕。
第330章 党侯并不傻
党家庄园自然是依山傍水的好地方，风光秀丽，环境舒适，党侯爷的养老日子是十分滋润的，喝美酒，饮山泉，享佳肴，偶尔发发少年狂，还能擎苍牵黄地去打猎，阳翟超过半数地盘都是山地丘陵，伏牛山余脉就在侧边，方便得很。
党家庄园占地很广，足有上百亩，当初党进花费重金，请京城的建筑名家张昱前来帮忙设计。
这张昱可不是好请的，这是已故滦国公慕容彦超的好友，是慕容彦超养的诸多才士中最擅建筑的，当年开封新城的建设，张昱便是主要设计者，后来更成为了还是齐公的刘昀座上客，兴趣广泛的刘昀甚至以师礼待之，向他学习建筑美学。
对党进所请，张昱一开始是拒绝的，这就不是一路人。虽然被一些人戏称为“木匠”，但张昱本身是一个学识渊博、涉猎广泛的文士，尤其好钻研，党进呢，丘八鄙夫，关键还常以目不识丁自得，以厌学光荣。
党进当然也无法强求张昱，毕竟对方的后台也实在是硬，不是他党侯能强迫的，不过，党进脸皮就是够厚，就那么天天去拜访，越是拒绝，越是坚持，让张昱不胜其烦，后来干脆求到齐公刘昀，请其说项，张昱方才勉强答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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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税制，就没有其他问题？”沉吟了下，刘皇帝又突然问道。
没有问题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赵普沉默了下，方才道：“反应最为强烈的，大概还是田亩只论多少，不分贫富了。
郑州汇报中，着重提到，对于贫田、富田同等纳税，许多农户，都有怨言，毕竟不同的田土，产出不同，却缴相同的税，自然心绪难平。拥沃土者欣喜，据贫田者不服。”
“这是可以想见的事情啊！不患寡而患不均啊！这些小民能看的，大抵也就是这些，即便税赋比起往年已经有了极大的减轻！”刘皇帝感慨了一句，还是忍不住询问道：“真不能按土地贫富分等纳税？”
在大汉的新税制中，土地作为核心纳税依据，得到了充分体现，而最为核心的一条，便是按照田土数量分等。
在此前的商讨中，也有不少人提出，除了数量，土地的贫富状况，也当作为计税标准之一。毕竟，大汉谷物的亩产在各地差距还是很大的，贫田亩产不过一石，富田有的则能达到三石之多，因此，若为公平计，针对土地质量进行计划标准的划分，也是很有必要的。
不过，在这方面，赵普坚决地反对。理由同样很明确，那便是土地的肥沃与贫瘠，并不是那么容易区分了，若以此参考，改革的工作量与难度将大大增加，并不利于推行。
何况，仅仅是清丈田亩数量，都是困难重重，若再加上土地质量，其中的麻烦便让人望而却步。在赵普看来，政策除了要考虑其公平，还要考虑其可行性。
若是搞得太复杂，也给了官僚地主们上下其手的机会，给他们更多操作空间。赵普甚至给刘皇帝举了个例子，以田亩数量分级纳税，地主们或许只是想方设法隐匿土地数量，但若加个土地贫富，那么把富田计作贫田，用以逃税，便是可以预料的，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，是很难查验的。
而对于一般农民而言，若是不法官吏，将瘠田计做富田，则成为变相加税。虽然只是赵普提出了一些假设，但刘皇帝也清楚，一旦施行，便很可能成真。
没有什么绝对公平，能做到相对公平，就已经很难得了。
此时，当刘皇帝再度问起，赵普的态度依旧坚定：“老臣还是那句话，不甚可行！”
看着板起脸的赵普，刘皇帝笑了笑，摆手道：“那就不提此议了！”
“就目前看来，原武县的税改，算是基本成功了，可以就其经验，加以总结推广了吗？”刘皇帝盯着赵普问道。
“眼下，朝廷收到了只是道州的汇报，具体情况，还需等专使深入调查了解，收集情况，继续讨论完善后，再行扩大推广！”赵普有些保守地说道。
对此，刘皇帝想了想，还是点点头：“你的考虑是正确的！朕还是有些心急了，此事既然急不得，还是按照你的想法推进吧！”
“多谢陛下信任！”赵普立刻表示道。
“朕知道，税改推进到如今的地步，最大的问题，还在土地的清理上，在这方面，如需帮助，朕可以让皇城、武德二司加以配合！”刘皇帝又提到一点。
对此，赵普老眉稍微皱了下，方才含糊着拒绝：“陛下，老臣认为，以有司目前的能力，局面还是在掌控中的！”
“呵呵……”刘皇帝笑了笑，也不再多提了。
第328章 改革深入
京畿道的纷争，随着宰相赵匡义亲临颍昌城，一番调解之后，两使之争，终于落下帷幕。在京畿道司衙大堂上，赵匡义代表朝廷发表一番慷慨陈词，亲自向京畿官僚们传达朝廷的意志，阐述税改的意义，并表明朝廷坚定的决心。
经过赵匡义这一番讲话，京畿官场围绕着税改而发生了一系列明争暗斗，也被强行划上一个休止符，接下来的工作重心，一切都改围绕着新税制的施行而展开，赵匡义表达得很明确。
对于此前掀起政争的潘李二人，赵匡义是各打五十大板，代表朝廷训斥了一番，但在讲话结束之时，布政使潘佑的嘴角是挂着明显笑意的，让一些人更觉面目可憎，不过，潘佑自然不会在意的，在这场纷争中，他显然是胜利者。
至于赵匡义言语中的偏向，以及一些隐晦的警告，潘佑就更不在乎了，本就不是一个政治派别的，也压根儿尿不到一个壶里去。
赵匡义虽然擅权谋，但文人习性很重，喜欢也是那种儒雅贤臣。而潘佑虽是文臣，但毫无文人风骨，心性情孤僻，再加上那张丑陋的面孔，都是赵匡义不喜的。
不过，赵匡义的好恶，对于潘佑而言，根本无关痛痒，你虽是勋贵之后，宰臣之尊，高居政事堂，但对潘某人还没有多少节制力。
赵匡义颍昌一行，最大的作用，便是让京畿道上层的改革思想达成了短暂统一，不论心思如何各异，但面子功夫是做足了的。并且，给他们划了一条红线，那就是影响改革进程的斗争，朝廷是不允许了，谁触犯，朝廷便发落谁。
当然，表面上呈现的东西，真假难辨。而在私下里，赵匡义把李守元叫上，好生警告了一番。赵李两家的关系摆在那里，对李守元，赵匡义也没有丝毫客气，而是直言其事。
你在京畿道搞的那些小动作，耍的那些小聪明，朝廷的衮衮诸公是心知肚明，只因为行事没有过于出格的地方，方才没有施重手惩治。
但是，倘若不知收敛，一意孤行，那朝廷也绝不姑息。在税制改革之事上，朝廷论迹不论心，只要对改革造成了实质的阻碍，那就是罪过。
因此，继续与潘佑在京畿道对抗，绝没有好下场，也不值得。赵匡义一番严厉的训斥，有如一盆冷水浇在李守元头上，也把他心中暗藏的一点冀望彻底击碎了，失落之余，还不得不诚恳认错，表示受教。
说到底，潘佑与李守元之间，最根本的矛盾，还是权力之争。毕竟，李守元曾经一度以京畿道下一任主官自居。而选择把税改作为政争的武器，在上边大做文章，甚至有激化矛盾的嫌疑，这自然难为上面容忍。
至于税改对既有食利阶层带来的冲击，自然是有的，但对于赵、李这样的勋贵家族而言，并没有想象中的大。毕竟，如今大汉的勋贵们，利益来源众多，土地产出固然重要，但还有诸多其他产业作为补充。
朝廷进行税改，不过加点税罢了，又不是剥夺土地所有权，不触及根本，那就有妥协的余地。更何况，大部分的勋贵，都有一定自有的“免税”额度，这是朝廷的恩赏，并没有剥夺，即便有损失，也是超额的土地，这些本身就是额外利益。
因此，大汉税改，反应最激烈的，绝不是这些上层权贵，而是那些中下层地主阶层，他们才是朝廷主要针对对象，而新税制的分配平衡作用，也是针对这些人的。
当然，即便是上层权贵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清晰的头脑，对税改有准确的认识。损害他们的利益，就有如割他们的肉，做出些愚蠢糊涂的举动，也不会让人意外。但至少像赵、李这样的公侯家族，显然不会像一般人那般，汲汲于那地土地利益。
经过一番彻谈，赵匡义给了李守元两个选择，一是收起所有小心思，留在京畿道，积极配合潘佑施政，完成朝廷交待的税改任。第二就简单了，调离京畿道，到其他地方任职。当然，还有第三条路，那就是继续当前的做法，结果就不是李守元所能承受的了。
而李守元没有多少犹豫，很从心地选择了第一条路。毕竟，第二、第三条，损失实在太大了。至于第一条，则在心理上需要克服一道难关，因为那无异于向潘佑那厮缴械认输，那对李守元个人的威望是会有一定打击的。
不过，大丈夫当知进退，能屈能伸，对于李守元这样的勋贵精英而言，做这样的选择，也不算困难。再加上，总不能把赵匡义也给得罪了吧，这可是如今他们这个政治团体中的核心人物了。
而对其决定，赵匡义还是比较满意的，若是此人冥顽不灵，他一时还真拿他没什么太有效的办法。另外则是，京畿道这可是要地，还是需要自己人的。
最后，赵匡义还是向李守元透露了一些玄机，让他们眼光放长远一些，要往前看。甚至直言，潘佑这个布政使，就是一把刀，用来破除改革阻碍的，在税改完成之前，谁触其锋芒，都只有头破血流一个结果。
而一旦等税改结束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必然不会久居其任，到时候，机会自然就来了，实无必要在这种上下瞩目的敏感时候与他纠缠。
有赵匡义这番教诲，李守元这才放下心来。甚至于，服软服得很彻底，亲自去找潘佑，违心地向其道歉，并且在赵匡义讲话后，当中表态，将坚定信念、矢志不移地推行新制，不负朝廷所托，谁若敢在改革之事上不尽力甚至阳奉阴违，那就是与他李副使为敌……这立场变化之灵活，实在让人叹为观止。
而经过赵匡义颍昌一行，京畿道的税改工作有了突破性发展，进程大大加快，毕竟道司上层最大的一股势力代表，采取了暂避锋芒的妥协选择。
在这个背景下，开宝二十四年的秋冬季节，整个京畿道各级官府，在潘佑大令下进行了一次总动员，上上下下都投入到新制的学习教育，以及核心的土地清丈工作中。
在今年秋忙结束，在保证旧税收取工作平稳的同时，道司抽取了大量人手，投入到辖下土地的清丈之中，自北而南，一道道“捷报”不断传到颍昌。
而这一次的土地清查结果，可比前次中秋节前的统一，要完整得多，毕竟，有了更充裕的时间，也有了更大的压力。
而这份结果，也让潘佑再度认识到了，他手下这些官僚们糊弄上级的能力。要知道，新上报的土地籍册，汇总的后的数量，比之中秋节前那一次，是倍增……
到开宝二十四年冬末之时，京畿道下辖诸州田亩的清丈，已大部完成。但留下的尾巴，对潘佑而言，仍是一块硬骨头。
那边是，治下那些权贵们的土地情况，在此前的工作中，一直都不是重点，在道司的默许下，各级官吏也都有意识地避开，采取先易后难的对策。
但是，当中小地主所拥田亩入册完成后，潘佑也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那些权贵之家，这道难关，是不能不闯的。
当潘佑正式下达对权贵土地进行清丈之后，也意味着京畿道税制改革进入更深的层次。
第329章 阳翟大地主
阳翟地处许州西北，西、北方向与洛阳、郑州、汝州三州府接壤，山川相连，背靠伏牛山余脉，又有颍水过境，地理气候条件良好，是中原地区的繁荣地带。
而阳翟县，也是许州治下最为富庶的县邑之一，经济上几与道州治所的颍昌相当。在颍水的长期冲刷下，阳翟中南部形成了一大片的冲积平原，地况良好，光照雨水充足，对农牧生产十分友好，而全县耕地面积占辖境超过三成之多，京畿道已经清丈出的耕地，便达70万亩。
但由于人口众多，阳翟县的人均耕地不足十亩，若以丁男计，也只二十余亩。阳翟县的土地，自然不可能只有这么多，作为许州下属辖地最广的县治，哪怕只粗略估算，其谷物播种耕地至少超过百万亩。
官府的清丈工作，完成了七成，剩下的土地，毫无疑问，都掌握在那些拥有特殊地位的人手中。而随着潘佑深入清查土地的大令降下，作为司衙眼皮子底下的州县，阳翟县自然紧跟着动作起来。
不过，这项工作实在是不好开展，比起那些中下地主，或者身份一般之家，占据着这剩下三成土地的人，没有任何一家平民百姓，不是功臣，就是权贵。
平日里或许不那么显眼，但稍一统计，便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，小小的阳翟县，竟然有二十多名侯伯在此置办有土地、庄园，少者数十顷，多者上百顷。
这些人，毫无疑问，身世背景强大，上述两三代，都有拿得出手的功劳成绩，为大汉负过伤、流过血。
其中拥有最多土地，便是马邑侯党进，他家在阳翟，虽然未经准确测量，但据传他家在阳翟便有近三百顷土地，就是阳翟县第一大地主。
和许多勋贵一样，党进家族也在全国各地置办土地，而大部分人，除了家乡之外，是扎推地往中原地区聚集。
党家最初在阳翟只有一千多亩地，而其中仅有少部分是属于朝廷赏赐，剩下的，或购买、或开荒，当然也避免不了一些灰色手段，三十多年下来，土地数量翻了30倍。
这么多的土地，自然要擅加经营，最大的难处，就是耕作劳力。不过，这一点，对党家而言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从家乡召集乡亲，又有不少旧部、扈从，再加上一些失地的农民主动依附，实在忙不过来，还可以雇佣长短工帮忙，甚至于，党家还从安南、日本、朝鲜、南洋各地购买了上百名农奴，用来劳作生产。
关于购买农奴这一点，严格得来说，是有些违规的，对于境外人口的输入，朝廷始终是没有放开的，甚至有所限制。只是为了耕作朝廷直接辖有的大量官田、职权，而采取用海外农奴的办法，但也下过专门的禁令，海外农奴，只允许在官营的土地、矿山中使用。
但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对于大部分人而言，只要有利可图，自然是想方设法地要突破束缚。用海外农奴，成本实在低廉，基本只需给一口饭吃就够了，而用大汉百姓，且不提雇佣成本，在当前大汉的政治环境下，不敢过于剥削也是关键。
一般人，当然是用不到农奴的，但对党进这样有地位、有渠道的人而言，买个几百名农奴，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至于违规的问题，又不是他党家一家，正常情况下，只要不出大问题，朝廷也不会揪着不放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大汉这些年，也着实输入了不少海外人口，基本都是壮劳力以及年轻女人，这些人分布于官府及权贵们经营的土地矿山里，拿着最微薄、最不人道的待遇，干着最苦、最累、最危险的活计。在大汉的土地、矿山、道路、桥梁下，也埋葬着数不清的尸骨。
在阳光下的阴影处，在大汉这样繁荣昌盛的文明世界，人口买卖却在大行其道，说来也有些讽刺。其中，最受欢迎的，毫无疑问是朝鲜人与日本人，勤快、卖力、服从，比起那些不开化的南蛮子，要好使得多。而由汉朝、汉日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，对于境内的两国劳力，名义上都是“雇佣”性质，真正毫无地位，完全被当作奴隶使用的，还得是那些南洋土著。
对于这些情况，刘皇帝当然不会毫无察觉，但并没有上纲上线，在与海外的频繁交流中，这道口子已经打开了，想收却是没那么容易的，只能从政策层面，做一点微不足道的限制。
另一方面，刘皇帝则存在一种朴素的想法，与其让这些拼命地压榨剥削大汉百姓，干出些天怒人怨的事来，不如将他们剥削的欲望转嫁给诸国异邦，这也是刘皇帝推动海外拓殖的内在动力之一。
如此，近三百顷的土地，得到了充分的开发生产，甚至游刃有余，每年都为党家提供大量的钱粮，供给其贵族生活。而其中，人身依附这一点，体现得格外明显，而阳翟也成为了党家重点经营的地盘。
而党进在卸下军职归养之后，也没有选择回故乡马邑，就把阳翟当作养老的地方，马邑哪里能和中原繁庶之地相比。
当初，因为横行不法，被潘佑树立典型，借人头立威处置的那名党家从侄，就是负责经营党家土地的主要管理人之一。
对阳翟县而言，要清丈剩余土地，是避免不了和党氏为首的这些勋贵们打交道的，而要完成任务，困难是可以想象的，党家则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。
毕竟，党侯可不是常人。党进在大汉朝廷有两大名声，一则目不识丁，二则性情乖张。但同样的，党进也有着寻常人没有的智慧，虽然做人做事并不干净，但从来不过分，也知进退。
另一方面，本身就是一代功侯了，背后又有荣国公这样一大靠山，在刘皇帝面前也能说上话。曾经不只发生过一次，党进有些荒唐出格的言行举动，传到刘皇帝耳中，刘皇帝的评价往往只是这样一句话：党进就是这样的人，不必在意。
关于其在阳翟拥有的大片土地，当年在嘉庆节宴上，刘皇帝还和他开了个玩笑，说他田宅经营得不错，若有机会也要到他庄上见识一番……
如此能够通天的老贵，又岂是地方官府能够轻易拿捏的，念之即头疼。但是司衙的政令，又不敢不做，否则党侯只是威慑，道司可是有生杀大权的。
而可以想见的是，阳翟县的工作，从一开始便在党家这里遇到了麻烦。县衙的职位吏们上门，根本不见，至于清查任务，也没有配合的意思，被管事引到田亩间，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指着一大片正在养肥的土地说，这些都是荒地……
至于知县亲自登门拜访，也是连党家庄园的门都进不了，党进直接让人传话，他人老了，正在养病，有事，等他病好了或者病死了再说，这就是一个混不吝，什么话张口就来，在面对地位比他低的人，尤其没有忌惮。
知县无法，把潘佑抬出来，拿道司的政令说事，党进的回答也简单，说他党家的土地都是皇帝的恩赏，有多少土地，陛下最清楚，让他们问陛下去……
对于这样的答复，知县冷汗都出来了，这党侯实在太大胆了，什么话都敢往外蹦。阳翟县自是不敢轻易放弃，不依不饶之下，党进却是彻底恼了，干脆明言，你一个小小的阳翟县，没资格查他家的土地，让潘佑亲自来。
这让知县心态爆炸的同时，也大松一口气，回衙之后，便迫不及待地向许州及京畿道司汇报，恨不能把这麻烦彻底抛出去。党进这头恶虎，他一个小小的阳翟县，身子骨弱，确实不好碰。
而得知党进之骄横，潘佑自然大怒。当然，也觉机会来了，他正愁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呢，党进正好送上门来，功臣元勋又如何，战功赫赫又如何，潘佑可不怕。
第330章 党侯并不傻
党家庄园自然是依山傍水的好地方，风光秀丽，环境舒适，党侯爷的养老日子是十分滋润的，喝美酒，饮山泉，享佳肴，偶尔发发少年狂，还能擎苍牵黄地去打猎，阳翟超过半数地盘都是山地丘陵，伏牛山余脉就在侧边，方便得很。
党家庄园占地很广，足有上百亩，当初党进花费重金，请京城的建筑名家张昱前来帮忙设计。
这张昱可不是好请的，这是已故滦国公慕容彦超的好友，是慕容彦超养的诸多才士中最擅建筑的，当年开封新城的建设，张昱便是主要设计者，后来更成为了还是齐公的刘昀座上客，兴趣广泛的刘昀甚至以师礼待之，向他学习建筑美学。
对党进所请，张昱一开始是拒绝的，这就不是一路人。虽然被一些人戏称为“木匠”，但张昱本身是一个学识渊博、涉猎广泛的文士，尤其好钻研，党进呢，丘八鄙夫，关键还常以目不识丁自得，以厌学光荣。
党进当然也无法强求张昱，毕竟对方的后台也实在是硬，不是他党侯能强迫的，不过，党进脸皮就是够厚，就那么天天去拜访，越是拒绝，越是坚持，让张昱不胜其烦，后来干脆求到齐公刘昀，请其说项，张昱方才勉强答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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